从今天起往后，我会陆续翻译一些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文章，刊发在博客上，以供大家参考交流。这些文章会放在Blog>Translations类别下。

译言第一期：可穿戴科技的悖论

Google Glass这样的可穿戴设备能在不分散我们对现实世界注意力的情况下加强我们的活动吗？

作者：Kent Eisenhuth, 翻译：吴瑞东

原文：http://www.technologyreview.com/news/517346/the-paradox-of-wearable-technologies/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在一次聚会或者会议接待处和某人谈话，才发现跟你对话的人不停地巡视房间，这样看那样看，看起来好像觉得你很无聊，或者在找更重要的人？这个人没意识到你注意到这点么？

欢迎来到可穿戴计算设备的美妙新世界，你将在这个让人不安的空间中遭遇两个方面的事情：一方面是让人分心的事和周围人空洞的眼神；另一方面是聚精会神、持续的能力提升以及更好的交互、理解以及记忆。Google最新的硬件玩意Glass万人瞩目，而它，只是这个挑战的开始。

事实上，Google Glass并不能说是可穿戴设备的开始，这种玩意已经存在十几年了。在我之前作为认知科学家、苹果负责技术的副总裁以及现在作为产品设计管理顾问的这些年里，我访问了全世界的公司和大学的研究实验室。我体验过很多这样的设备。我曾经戴着虚拟现实眼镜在复杂的计算化迷宫、房间以及城市街道里漫游，同样的还有增强现实，那个环境相比现实世界多出了信息层。

的确，我戴过Google Glass.它不像那些完全“沉浸”的显示设备需要你全部的注意力，Google Glass被有意设计成不那么显眼和不让人分心。显示器只存在于右上角的一小块视场内，而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免对用户注意力的分散，仅仅在需要的时候提供相关信息。

尽管如此，Glass失去控制的风险是值得注意的。而且一旦Google允许第三方开发者开发其相关应用，它就会失去对Glass使用方式的控制。在构思Glass期间，当时Google试验项目的负责人Sebastian Thrun告诉我当他参与这个项目的时候，他坚持Glass应该只提供有限的电邮功能而不是完整的电邮系统。而现在外部开发者开始着手研究Glass了，你认为他们为Glass开发的第一个项目会是什么？对的，完整的电邮。

人们可以保证质量地同时做多件事，这很神奇。许多心理学实验显示当同时处理两个相对复杂任务的时候，人处理任务的效能会显著下降。其中的一些实验是当时我作为认知科学家的时候做的。犹他大学的David Strayer领导的研究团队研究这一问题几十年了，他们的结果显示免提电话跟手持电话同样让人分心，驾车讲免提电话和酒后驾车一样恶劣。

对我而言，就连同时执行走路和讲话这样简单的一对任务都可以反映出效能的下降。当我在晨走中思考或专心和别人对话的时候，当我思考精深的问题的时候，我经常停下脚步。停这个举动是下意识的，只有当我的意识心理从集中的注意力中转移出来才发现走路这个动作已经停止了。心理学家（也是诺贝尔奖获得者）Danny Kahneman在他的书《思考，快与慢》（译注：Thinking, Fast and Slow）中提到他发现当他走得太快的时候根本无法思考。他需要放慢脚步给思考留出空间。

如果同时处理多任务是如此有害，为什么人们坚持认为他们这样做并没坏处？那好吧，这跟喝醉的人觉得他们开车很安全差不多一个道理：监视我们的效能本身就是另一项需要做的任务，它自身也受到影响。心智技能受到的伤害使得伤害本身难以被发现。

因此，即便可穿戴计算设备产生的即时信息好像很美妙，但当我们越来越多得依赖它，我们会失去对现实世界的关注。当然，在跟别人接触的时候可穿戴设备提醒我们对方的名字或者他们儿子最近遭遇的滑雪事故会很给力，但当我一直被提醒，似乎我并没直接和别人对话，好像我在另一个空间被告知着正在发生的事。

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我参加了六年级演出》（译注：I Go to a Sixth Grade Play），在那篇文章里我提到了家长是如此沉迷于拍摄他们参与演出的孩子，以至于根本没有真正体验那场演出。心不在焉跟一心一意不是一回事；这样做没有情感的投入。

目前很大一部分围绕可穿戴科技所做的事情源于技术的可实现。

然而，这场争论还有另一方面。那就是当可穿戴科技被合理使用的情况下，它可以显著增强我们的能力。可穿戴计算设备的拥护者Thad Starner有差不多25年的可穿戴设备使用经历，他曾是Google Glass的技术顾问，在他评论此文章先前草稿时指出“我非常不擅长同时处理多个任务”，当他参加一次演讲的时候提到，“把（Glass）的显示焦点聚集在黑板的景深位置，辅以快速文字输入法，我既能把注意力放在内容本身上，又能同时做出不错的笔记，”这样远比用纸笔的效果好，因为用纸笔的时候他需要在笔记本和黑板间来回切换。然后他提醒了我2002年跟他的一次对话。我并不记得那次对话，于是他描述了我们交流的过程，让我想起了他的评论和我的回答。

Starner是怎么记住十多年前对话的细节呢？他在那次对话中做了笔记，一只手插兜里用一块特殊键盘输入的。结果就是在任何交流中他远比我那些不用穿戴式计算设备的同僚们专注和用心：做笔记这个动作迫使他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交流的内容上。再者，他有对话交流的笔记，这让他可以回顾过去发生的事，这也就是他怎么“记住”我们十年之久前对话的。（关于Starner使用他可穿戴设备的方式，可以参考Farhad Manjoo所著的《你会想要谷歌眼镜的》。（译注：You Will Want Google Goggles）

如果方法不当，同时处理多任务导致的持续注意力分散会降低效能。在任务之间切换需要花费时间去找回注意力理论家所说的“情景意识”。打岔会干扰效能，即便自发地把注意力从一个任务切换到另一个任务也是对停下来的那个任务的干扰。

而且，可以给我们提供有用周边信息、建议甚至指令的强大技术带来的诱惑难以抗拒。当然，其他人会发现我们被什么辅助着，但是他们不会知道具体被谁辅助着，正如我们会发现有人注意到这一点，但我们不知道是谁在注意。

最后我们可以偷听到我们自己和别人内心的状态。小巧的传感器和聪明的软件会推测大家的心理状态。糟糕的是，这种推断可能经常是错的，比如一个人的心率升高了，或者他们的皮肤导电率改变了，但有很多因素会引发这样的改变，而技术专家又倾向于关注简单、单一地理解这些指标的改变。

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吗？——消息灵通的人们，在虚拟助理告知周遭发生的事情之后目光空洞地盯着这个真实的世界？

最终，可穿戴设备要么能增强我们的体验，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正在与之交互的任务或人上，或者分散我们的精力，用与当前活动不相干的新奇信息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开。

当科技被用来辅助我们的活动，当提供的附加信息跟我们做的事是相关的，我们的注意力会更加集中，我们对正在处理的事的理解和记忆会更好。而当附加的信息偏离了我们的需求，无论这些信息是多么有趣，那也是无益的。

我喜欢关注科技的正效应。我甚至写过一本关于人造物增强人类能力的力量的书——《让我们明智的玩意》（译注：中国大陆未出版，译名系本人直译，台湾地区译作《心科技》，原著名：Things That Make Us Smart）。我完全依赖现代科技，因为它让我更强大，而不是相反。通过快速搞定生活中那些沉闷无聊的事情，我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重要的、人的方面。我可以指导高级别的活动和策略，还可以和遍布全世界的朋友保持友谊。这是积极的一面。而另一方面，通过有趣的评论、新闻以及邀请，我每天花很多时间同不断联络我的人交流，虽然这样做超出了我应对的能力并且让我分心。是的，我喜欢这些分神的事，因为它们能让我从繁重的写作、思考以及决策中得以消遣，但是这种拖延的活动虽然很让人享受，但不能帮我把工作搞定。我已经需要雇一名助理来帮我集中注意了。可穿戴设备传来的源源不断的信息会变得诱惑和不可抗拒，吞噬我在工作上的注意力，还是会增强我的能力？

这种两难境地的标准解决方案是让个人抉择：负责地使用技术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我理论上同意，但实际上不敢苟同。我太了解分心的诱惑力了，所有那些有趣的新闻、朋友的状态以及朋友的关心，都会让我们分心。我发现自己很容易屈服于逃避需要完成有价值事情所带来的困难和苦闷。我常需要断网来完成工作。这些技术的提供者必须担起设计的责任。

可穿戴设备有用嘛？当然。但他们也可能让人反感。这完全取决于我们用他们集中注意力加强我们的活动还是相反。这取决于我们用户，也取决于那些创造这些新可穿戴设备的人。

 

唐·诺曼是认知科学教授（执教于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西北大学），曾是执行官（苹果公司副总裁）、设计师（IDEO公司成员）、20本书的作者，其中包括《如何管理复杂》以及《设计心理学》。他的个人网站是jnd.org.